一个寻常不过的午后，台北捷运里难得悠闲舒适，整个车厢只有三三两两的乘客，有的人静默不语地发呆，有的人目不转睛盯着智慧型手机。除了捷运加速的引擎运转声和偶尔在弯道前发出来的尖锐剎车声外，没有其他声音。

车门打开，走进来一对父女。女孩大约七、八岁，揹着卡通图案的可爱后背包，看起来像是刚刚放学。爸爸则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慈祥模样。爸爸牵着女儿的手缓缓放开，两人在我对面的位子坐了下来。

小女孩三不五时便问爸爸一些天真的问题，像是房子为什么盖得这么高？捷运是谁在开？爸爸总是一边抚摸她柔顺的头髮，一边细心地为她解答。死气沉沉的车厢顿时多了些温馨的气氛。

听着这些对话，我忽然想不起来，自己小时候是不是也这么充满好奇心？有一段时间，小女孩双膝跪在座椅上，面向窗外，两颗眼珠咕溜咕溜地望着不断退后的城市景观。「爸爸。」她突然开口。「嗯？怎么样？」「为什么妈妈要我去补习班啊？」她童言童语地问。听到这个问题我吓了一跳，不过是刚上小学的年纪，竟然已经开始补习生涯了。

「因为要让妳变聪明啊！」爸爸亲切地回答，但这次没有再去摸她的头，而是对着她笑了笑。小女孩没有回答爸爸，继续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。「可是，」过了一会儿她终于开口：「我不想变聪明。」爸爸眉头一皱，但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头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捷运上这一幕父女对话的画面，在我下了车后仍然在脑中萦绕许久不去。

吴祥辉先生在七○年代以《拒绝联考的小子》一书冲撞八股的台湾教育体制，引发广大的迴响和讨论。有正面，也有负面的，但无论如何，是一股强大的反思力量。虽然过去的联考制度与环境不能与今日相提并论，但四十年后，台湾的教育核心理念和方式依旧没有太大的改变。放眼各级高中以下的学校，仍是老师在台上声嘶力竭地讲，学生在底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背读课本上的制式知识，然而多数人的心并不在教室内。

考试没考好，爸妈就认为学校不会教、孩子不努力，所以要去补习。大多数在这样体制内的学生其实不快乐，更别说了解自己的志向。但为了进入好的学校，达成家长与社会的期望，成为大家眼中的「好学生」，只好勉强自己顺从。我一直很佩服那些能在人云亦云的社会中跳出来捍卫自己理念，然后勇敢实践的人。那种清楚思考后付诸行动的勇气，长久以来，正是我以及大多数台湾学生所缺乏的。但是，经过将近一年在芬兰的交换学生经验，以及一个月重返旧地的观察，我想，我正逐渐朝着这个方向努力。